我二十五岁那年，韩奶奶走了。
她走得很平静。前一天晚上还听了半出《游园》，第二天早上张妈去叫她，人已经凉了。
我赶回苏州的时候，灵堂已经搭起来了。
老宅里挂满了白布，石榴树上绑了白纸花。韩爷爷坐在正厅里，一句话都不说，人瘦了一圈。
韩雾站在灵堂边上。
他穿一身黑色的西装，没打领带，眼睛下面是青黑。他看见我，走过来。
“你回来了。”
我说：“嗯。”
“路上累不累？”
我说：“不累。”
他伸手，想接我手里的包。
我没给。
他的手停在半空，然后收了回去。
“奶奶……走之前，说了什么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
“说了。”
“说什么？”
他看着我，眼睛很红。
“她说，她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你。”
我站在那儿，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我转身走进灵堂，跪在蒲团上，对着那张遗像磕头。
遗像上的老太太，梳着一丝不苟的头发，鬓角别着白玉簪。
我磕了三个头。
磕完，我抬起头，看见遗像旁边摆着一把大提琴。
是我的琴。
我走过去，摸了摸琴身。
琴身还是那道旧伤，补过的地方，摸上去有一点凸。
“奶奶让我给你的。”韩雾在我身后说，“她说，这把琴，你十六岁那年会用，二十六岁那年会用，三十六岁那年会用。她说让你别放下。”
我抱着那把琴，跪在地上，哭得站不起来。
葬礼之后，我在苏州待了一个星期。
那一个星期，韩雾一直在家。
我们没有说过一句像样的话。
他每天早上给我熬粥，白粥，什么都不放。我吃，他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吃完，他收拾碗。
第四天，他说：“你的手，小时候冻过？”
我说：“嗯。”
“现在还疼吗？”
我说：“不疼。”
“给我看看。”
我把手伸过去。
他握住我的手，指尖轻轻按在我的指关节上。
那个动作，和十年前在病房里一模一样。
“没变形。”他说。
我说：“我知道。”
他松开手。
“许枝。”他说。
“嗯。”
“我……”
我说：“我去看看韩玉。”
我抽回手，转身走了。
韩玉在祠堂后面的小屋里。
他坐在地上，背靠着墙，手里拿着一瓶啤酒，脚边已经空了三个瓶子。
“哟。”他说，“大忙人来了。”
我说：“少喝点。”
“我妈死了？”他说。
“你妈没死。”
“哦，那我为什么这么难受？”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地上很凉。
我拿了一瓶啤酒，用牙撬开，喝了一口。
“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他问。
我说：“在北京学的。”
“北京好啊。”他说，“北京有文化，有音乐厅，有你这样的艺术家。不像我们苏州，就剩一帮做买卖的。”
我说：“做买卖怎么了？”
“做买卖的人，”他说，“不配有感情。”
我没说话。
他把酒瓶往地上一磕，说：“许枝。”
“嗯。”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吗？”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
“我不知道。”我说。
“我知道。”他说。
我说：“为什么？”
他转过头看我。
他的眼睛很红，但很清醒。
“因为他说过一句话。”韩玉说，“他十九岁那年，跟我喝酒，喝多了，跟我说：‘我这辈子，不会跟任何人结婚。’”
我说：“你跟我说过。”
“我还跟你说过下半句没有？”
我说：“没有。”
“下半句是，”韩玉说，“‘因为我配不上她。’”
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那时候不懂。”韩玉说，“我问他配不上谁，他不告诉我。后来看见你在雨里喊他，我懂了。”
我说：“韩玉。”
“嗯？”
“别说了。”
“我偏要说。”他把酒瓶放下，转过身，面对着我，“许枝，我今年二十六了。我从十七岁认识你，认识你九年了。”
我说：“我知道。”
“九年里，我做了很多混账事。”
我说：“是。”
“我堵你的路，我让你早起赶公交，我踢翻了凳子让你摔断了手。”
我说：“是。”
“你恨不恨我？”
我说：“恨。”
“那你为什么还给我撑伞？”
我愣住了。
那年夏天，他跪在雨里，我举着伞在他头顶站了一个小时。
“我那时候就想，”韩玉说，“这个人是不是傻？”
我说：“是。”
“不是。”他说。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
“因为那天晚上，我跪在雨里，心里想的是：如果有一个人肯为我撑一把伞，我这辈子就给她当牛做马。”
我坐在那儿，说不出话。
“然后你就来了。”他说。
我低下头。
“许枝，”他说，“我喜欢你。”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
“我猜到了。”
“什么时候？”
我说：“你踢翻凳子那次。”
他愣住了。
“那天你打球回来，看见我站在凳子上，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躲，是伸手。”我说，“你伸手的姿势，是抬起来接人的姿势。你不是想吓我，你是怕我摔。”
他看着我，说不出话。
“你堵我的路，是因为你想跟我说话，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说，“你让我早起赶公交，是因为你想让我坐你家的车，又不知道怎么求我。你踢翻凳子，是因为你气我自己爬那么高，不叫你帮忙。”
他闭上眼睛。
“你他妈……”他说，“你是不是早就看穿了？”
我说：“是。”
“那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因为我不想给你机会。”
他睁开眼睛。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你哥。”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容跟他十七岁时一样，亮得晃眼，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纹路。
“那现在呢？”他问。
我说：“现在我心里，还有他。”
他点点头。
“我知道。”
“但是，”我说，“我的手空着。”
他愣住了。
我伸出手，铺开掌心。
那双手上有茧，有疤，有常年按弦留下的印子。
“这双手，”我说，“拉了大提琴二十年。它不漂亮，也不柔软。它以后会越来越不好看，会有更多的茧，指关节可能会变形。”
韩玉看着我的手。
“我不要你的手好看。”他说。
“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说。
“我知道。”
“我不会做饭，不会收拾屋子，我只会练琴。我练琴的时候脾气很坏，谁都不理。”
“我知道。”
“我可能……不能给你一个正常的家。”
韩玉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大，很热，把我的手整个包住。
“许枝，”他说，“你记不记得你十九岁那年，在伦敦的那个屋檐下？”
我说：“记得。”
“那天我拖着你走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我想的是，”他说，“如果他没有用，那就让我来。”
我看着他。
“九年了。”他说，“我不差这一年。”
那天晚上，我在苏州的雨里，把手交给了韩玉。
我们结婚是在两年后。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几桌人。韩爷爷主持，张妈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
我穿着白色的婚纱，手里捧着韩玉从院子里剪下来的腊梅——那年冬天，腊梅开得特别好。
婚礼上，我拉了一首曲子。
拉的是父亲那首《蝉声引》。
我把它续完了。
续完了以后，我交给了学校的一位老师。老师看完，说：“这是谁写的？”
我说：“我父亲。”
他说：“可惜了。”
我说：“是。”
婚礼那天，我收到了一份礼物。
是一个很小的包裹，从伦敦寄来的，没有署名。
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苏州的一条巷子，雨下得很大，巷子口有一个人影，抱着一个琴盒，正在往前走。
照片背后写了一行字：
“七月十九日。”
那是他来我家取谱子的那一天。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它夹进了父亲的谱子里，放进那个从家里带出来的布袋子。
那个布袋子，我一直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