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是怎么把车从黄向平那座犹如黑色巨兽般的顺义庄园开回市区家里的,我的记忆至今都是一片光怪陆离的恍惚。
外面的初雪在夜幕降临后已经彻底停息。
凌晨的京郊高速上空旷得有些寂寥,路灯下,尚未融化的积雪反射着惨白而清冷的光晕。
我开着车像是一道划破寒夜的利刃,在路面上疾驰。
车厢里开着充足的暖气,温度甚至有些烤人,但我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紧紧握着方向盘的十根手指,正在不受控制地、极其细微地发着颤。
太震撼了。
那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地下室经历,就像是一场足以颠覆我三十多年人生认知的十二级精神大地震。
它将我原本以为已经足够坚固、足够变态的心理防线,摧枯拉朽般地夷为了平地。
我时不时地转过头,借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流光,看一眼坐在副驾驶上的妻子。
苏媚已经重新穿上了那件墨绿色的高定羊绒长裙,外面严严实实地裹着那件米白色的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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