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里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被某种无形的、巨大的离心机彻底抽干了。
我就这样死死地低着头，下巴几乎要极其病态地抵到自己的胸口上。
我的颈椎因为极度的僵硬和恐惧而微微发酸，但我根本不敢抬起头，更不敢去直视坐在我对面的苏媚。
我很怕。
这是一种我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源自灵魂最深处的、如坠冰窟般的恐惧。
以前，即使我们偶尔争吵，即使在内蒙那间套房里我双膝跪地、去擦拭那个医生鞋面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多多少少还残存着一丝极其可笑的侥幸。
我觉得我还是这个家的男主人，我觉得那只是一场玩脱了的“游戏”，我觉得只要我低头认错，只要我把姿态放得足够低，一切总能回到原点。
但现在，当苏媚把她在上海和阿诚的那些疯狂细节，把阿诚在落地窗前是如何一边粗暴地占有她、一边骂我是“废物的绿头狗”这些话，像倒垃圾一样砸在我脸上时，我那层自欺欺人的窗户纸，被彻底、无情地撕碎了。
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我彻底失去她了。
我失去了一个丈夫应有的一切权利、尊严、话语权，甚至是一个正常男人该有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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